原告公司诉称：其法定代表人付某于2019年2019年6月5日完成实用艺术作品“菜篮子手提包”的创作；2020年8月28日，国家版权局对“菜篮子手提包”作品进行登记，作品类别为美术作品。2019年7月10日，付某以独占许可的方式授权原告公司使用上述美术作品。后原告公司发现被告公司未经许可，生产并在网购平台上销售与上述实用艺术作品相同的手提包，侵害了其对上述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展览权，给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故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网购平台经营者停止销售侵害原告公司著作权的菜篮子手提包，并销毁侵害原告公司著作权的相关商品；（2）被告公司赔偿原告公司经济损失40万元及因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合计10437元；（3）网购平台经营者对诉讼请求第2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公司明确其主张保护的作品系实用艺术作品，故本案首要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菜篮子手提包是否构成美术作品范畴的实用艺术作品。原告公司的涉案菜篮子手提包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无法分离，且未能达到美术作品的创作高度，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因此，原告公司主张被告公司、网购平台经营者侵害其著作权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理据不足，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公司的诉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公司不服，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原告公司在本案中并非仅对《作品登记证书》所附的“菜篮子手提包”图案作品主张著作权，而是主张依据《作品登记证书》附图中的“菜篮子手提包”图所制成的“手提包”实物为实用艺术作品，其实质是对菜篮子手提包产品的外观设计主张以著作权进行保护。因此，本案需先行判定的是山下有松公司主张权利的“菜篮子手提包”产品是否属于实用艺术作品的问题。本案涉及实用艺术作品的判定标准问题，虽实用艺术作品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双重属性，但实用艺术作品在寻求获得著作权保护时，对其独创性的判断应注重于艺术性。亦即，美术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实用艺术作品由作者独立完成，且作品应具有审美意义，达到一定的艺术创作高度，表现作者在美术领域的独特创作和思想。涉案菜篮子手提包系一种具有储物等功能的生活用品，具有实用性，而且该手提包系由线条、颜色及其组合构成的立体造型。如上所述，原告公司主张该手提包构成实用艺术作品，还需证明该手提包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可以分离，且该手提包满足美术作品的创作高度。本案原告公司虽然出具的《<菜篮子手提包>作品设计说明》称其改进了传统菜篮子包没有隔层的缺点等，但原告公司提交《作品登记证书》作为主张著作权的依据，该《作品登记证书》仅附一张图片，该图片仅显示手提包正面图样，图片并未展现《<菜篮子手提包>作品设计说明》所述的菜篮子手提包的内部结构、材质及侧面层数，也未展示多种颜色，本案中仍应以原告公司的涉案“菜篮子手提包”图片为判定著作权依据。原告公司主张涉案《作品登记证书》所附“菜篮子手提包”图片设计为实用艺术作品并具备著作权法意义的独创性，故其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其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涉案“菜篮子手提包”图片设计具备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实用艺术作品的独创性。

因此，从涉案菜篮子手提包设计的整体而言，并未具备受著作权法保护实用艺术作品的独创性，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具体详见：（2021）粤0114民初16765号《民事判决书》、（2022）粤73民终3342号《民事判决书》】

案件解析

上述案件中，两审法院对于涉案“菜篮子手提”能否构成实用艺术作品，是否可以作为美术作品得到著作权法保护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对如何以实用美术作品对权利进行申请及保护，从审判实践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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